安迷修驾车去西部办事，当他经过一处地方，就禁不住停下看看，但和他印象中的景象已经不同。这里的墙壁本该是剥落的，墙角落着灰和几块酒瓶玻璃碎片，墙上张贴着小广告和画有尤物与野兽的电影海报；现在它变光鲜了，新浆过，宛如一个二十年不见突然出落大方的朋友，穿西服系领带，投来十足促狭的笑意。他对它不再感到熟悉；但这种转换仅仅是动摇了他，并没有阻止他向它走去——一个经过整修的陌生酒馆。
当他踏入门槛的一瞬间，一种气味（混杂着热带水果、一大件冰块、酒嗝和特殊香料的气味）击中了他，把他的神经揉成一团，使他不由得回忆起来，多年前他是如何走入同一个地方，如何被一个拥有这样气味的人击得粉碎，如何再重组起来。他回忆起这个人来，比起恶毒的人，他更趋向于野蛮的人，比起一介莽夫，他又更像一位智者高人，比起一个英雄人物，他又只是个有神话气息的凡人而已，他虽然爱折磨别人，但最折磨人的是他全然否定自己的态度。
安迷修不热衷烟酒，时常会被揶揄说毫无男子气概；安迷修不热衷械斗或肉搏，然而但凡他上场，是没有输过的。因此他对酒馆毫无兴趣，也不惧怕在别无选择时落榻于此。他走进这间酒馆，是在一个干燥的冬天夜里，破柴堆生起了火，几个女人披着毛毯笑起来，一些搭动物毛皮、拿猎枪的男人围成圆圈，大声聊赌马，宽大强壮的背脊比比皆是，安迷修在狭窄的通道里举步维艰。当他终于抵达柜台，老板还在闭着眼睛走神。一步不稳，布袋里的零钱一一坠落，地板上滚了老远，最终进到一个黑窟窿里。
老板搭上他的肩膀，随口道了声歉。他回过头去，撞见一张笑脸。老板从近处看来如此年轻，好像用破布包住的木偶娃娃，但他丝毫不是木偶那样的呆滞愚氓，而是有一双十分鲜活的眼睛，并散发出酒馆老板特有的气味，这气味叫人头晕目眩；安迷修一时什么也没说。
老板拿出一只最完好的橡木酒杯，为它添加富有热度和眩晕感的色泽，轻车熟路地完成这一切时，安迷修已经告辞，半拉开店门。他高声喊道：“客人，你的酒好了。”并叫手下一位高大的男人去拦他住。
安迷修转过身来，看见老板身处一片瓶瓶罐罐中，坐在一只巨大的酒桶上，披着蓝底丝绒面料的外衣，举起橡木酒杯，向他邀饮一杯，一时不似真人而似天神。安迷修自知不是受邀请前去，而是被某位上等官员要求陪饮，尽管他不愿承认这一点。他的脚在这踩不实的地板中陷落又上升地前行，宛如黑色海水里的轮船左摇右摆着航行；老板是一只海妖，一个黑色漩涡。他勾了勾手，把酒杯推到对方近旁；安迷修说：“我没有钱。”
这时一个女人唱起歌来，强壮的男人们一时停住话头，有几个不知从哪弄到了木锤头，一锤一锤打着节奏，有时故意锤到同伴脊梁骨，叫他吃痛地大叫，一溜人不知收敛地大笑；酒精将他们的理智腐蚀殆尽，只剩下寻欢作乐的本能，像野兽一样吠叫。老板却说：“别做不理智的事情……先生，你放着不管吧。我看出来了。”他这话不是对闹事者说，而是对安迷修说；他看出什么来了？他不肯说清楚。看来即便打架生事的红血把酒馆淹没，也不会扫他的兴。老板看来一点也没醉，双目还是炯炯的；安迷修虽然喜欢看见有神的眼睛，此刻却骤生出一种不祥来，好像这种明亮会取他性命，因为与此时太不搭调，与他的期望更不相配。
“我不会收你的钱。”老板说，他的语音很纯正，没有乡野俗人那种拖长的调子和笨拙的咬字；一听便知，他是个有教养的先生，“和我聊会天吧，先生。”
“您想谈谈什么？”安迷修并不喝酒，但舒适地坐下了。
“谈……谈谈过去的事。”老板说，“跟我讲点你过去的……可笑的事，我听听。”
他感到一阵不舒服，但只是说：“没有可笑的事，倒是有很多可悲的事。”
老板显出十分不快活的样子：“可悲的？我看这并不稀奇。……人生本来……就是这副样子。况且看你的模样，听你的声音，瞧你的眼睛……难道我还看不出来吗？你最能讲的，也就是这些可悲的事。我想听的是快活的，能叫我笑的，笑！所以可悲的不行，只讲可笑的。”
安迷修叹了口气，说：“那就随了你的意。”老板递给他一支烟，但他只是夹在两指之间，由着烟灰垂落在柜台桌面上；无精打采的夜晚，包裹着道路一侧的孤独酒馆，蜡黄色的灯光，疲倦地打在他的舌头和牙齿上；他一面讲，一面有点合上眼睛，但仍然清醒；老板一面听，一面看住他的舌头和牙齿，好像可以从这些结构中，看清他故事的实在内质。
我曾在一个和平的地方，做些不违法的事情，有时需要动用刀剑，施展拳脚，但总归是为正义。我曾经洋洋自得，自我感觉良好，我受少数几个孩子仰慕，又有令我心潮澎湃的姑娘。在这景色并不亮眼的村落的空气氛围中，和平就像糖浆一般稀松平常、不可或缺。
一天我听见哭声；不，我是先看见鸽子飞落屋檐，然后听见了哭声。这让我头脑发胀——年轻人，往往是这样。那时我还是个少年，就胆敢闯进别人家里。原来是个醉汉，扯住村里最瘦弱的女孩的头发，撕烂了她的裙子。我的眼睛登时红了，拔出剑来，女孩一遍遍求我，才不杀死男人，只把他击晕了。
我告诉女孩：但凡怕受伤害，就大声呼救，我一定会来。她没有点头，只看了看我，那副样子我一生也不会忘记……与其说是被拯救了，不如说是被羞辱了。我的存在于她，仿佛是最大最恶的折磨。……但我以为她没缓过神来，又向她微笑。
后来邻里告诉我，这个男人是女孩的继父，她的母亲死了，男人把家里捣腾到破产；街边小摊又说，这个男人是女孩的丈夫，原配去年夏天患疟疾死了，最近才续娶，怕她骄纵，因此先打骂训斥。至于真相如何，是继父，还是丈夫，我至今也不清楚。我也记得未满二十岁的自己，冲向河边，跳了下去，但整整一个下午的寻找，也只是在浮游植物之中，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漂浮其间，已经失去呼吸。许多人都来责骂我，说我不懂事，杀贼也罢，追债款也好，都算是为法行事，可是管别人的家事，又没有受雇佣，又没有收钱，如果只是出于少年心性的一丝冲动，倒不如说是太过愚蠢。
我虽然尽力反对，却不可矢口否认：只要回想起女孩的脸来，就不由得相信，是我助推了女孩的毁灭。一个人受苦，想必还可以忍受；但是，一旦自以为是的正义来了，就像把窗户打开，让十年足不出户的人接受强光刺激，我想谁都会想疯。现在我已经不是少年，还保留对正义的向往，可是常常做很坏的梦，有很坏的预想。这不仅源于这一件事，还有今后人生中的许多事……我……
“我想我不是坏人，也不曾做坏事。但不能不说，我常常表现的很可笑。”
老板把他手里的烟抽出来，趁着还留有红热，攥在安迷修手背上。对方吃痛地抽出手来，而老板抢过话说：“你是理想主义者。我身边很少有这样的人，你知道……我身边很多人，都是得过且过的。但这没什么，大家都在活啊。理想主义者总是傻傻的，但这没什么，这反倒是好事。”
“你看上去……”安迷修顿了顿，“很有教养，很有背景。我想你一定比我拥有更丰富、更有延展性的人生。你的声音有教养，神态又像中上层……你究竟是什么人？”话音落下，他并不感到后悔，他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这个始终叨扰他的问题；他希望得到的并不是一段故事，而是一种认同感，他想对方同自己其实十分相像，对此只需要一句证词。
老板发了会呆；半晌后，他说：“你的故事我不满意。这不是可笑的，是可悲的。”他又说：“这杯酒不归你了。”便举起橡木酒杯，咧开嘴来，一饮而尽，却没有一点上脸的红色；他的牙齿很尖，下巴上挂有酒汁，就用袖子擦。安迷修摊开手，说：“那，请你也讲一个来，我们比一比，谁的更合格。”
但老板瞧着他，两只眼珠一动不动，目光越发亮了，口腔里传来声响，就像把牙齿咬碎了吞下去一般；那作态，就好像安迷修向他提了天底下最荒唐、最不可理喻、最没有教养的要求一样。实际上，他只在咀嚼冰块。过了一会，脸色缓和下来，又背过脸说：“明天吧。”
他们并没有就此告别，反而，胡说八道似的扯了些转头就忘的东西。讲到某处，老板笑起来了，这时安迷修才感到：“啊，这家伙醉了。”即使他看来还是神志清醒，他的笑容糊涂得一览无遗。这时安迷修才感到高兴，感到被真诚地对待。他也笑了。可是入夜以后，睡着以前，想到这里，又悲哀得后悔；他不该为这得意，他应该喝一点酒。
一夜梦中，安迷修感到楼下噪声骇人，但他睡得安慰，由于过度疲倦。一觉醒来，老板已经消失不见，只剩满座醉汉呼噜喧天。他忙去问先前见过的老板手下的男人，但别人瞧见他，便迅速地见不着影了。他摇醒醉汉中的一个：“他去哪了？你看见他了吗？”他挡住他的拳头，又摇醒另一个：“告诉我他去哪了，他还欠我……”忽然他愣住了，其实老板什么也不欠他。他又安静下来，一个人坐了一会。这下子，白日比黑夜拥有更深的空虚感，而他不便久留，更不愿久留。托人帮忙修理好车后，带着一种奇异的情感——这种情感在胸中膨胀，发出轻微的爆鸣声——便向目的地驶去。
当他故地重游时，他失望了。意料之中，他没有见到故人。他甚至不曾了解他一丝半毫。但是当夜的谈话中，有种东西，不可名状，像一根细细的丝线，纠缠住他的心脏。他觉得十分难受，既是为如此的自己难受，也是为当年的老板难受。他出于直觉，也仿佛可以推断出来，老板已经死了；不仅如此，他还永远不会消除自己不愿向任何人说的忧愁感慨。这简直像他自己。他简直想为对方流一滴眼泪，但他无能为力；他的眼睛就像那个冬天的夜晚一样干燥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