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的战斗让我们这儿的一个哨兵失去了战斗能力，准确的说，是他的感知发生了错乱，对冷热光暗的感知颠倒，却和往常一样敏感。他就像宿醉的人一样意识不清晰，东倒西歪，脾气暴躁，动辄为周遭的一切发泄他过盛却没有用武之地的精力。到了今天早上，我们便不再能看见他。即使在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最关键的军事基地当中，思维紊乱的哨兵也会被关进单人禁闭室，哪怕他的病变完全源于他为作战付出的牺牲，哪怕我们进塔前看到的电视媒体报道总是大面积宣扬人的自由意志与生来的平等权利。
我写下这些并不是为了抱怨我的国家，恰好相反，我为这里尽心尽力，甘愿为其付出生命。尽管我质疑人是否必须要有能为其付出生命的东西，因为这是从教育早期就不断被强化的记忆，而我质疑一切他人教授的东西。当我20岁发现自己有哨兵的资质后，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的叔叔也是这样（他在我童年时便失去了联络）。父亲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母亲的意见相左，但她的语言从来无法动摇任何事。现在我只是国家的武器。我遵从他们的安排，不是因为我服从于此处的权威，而是因为盲目违抗带来的失序是弊大于利的，在想出可替代的方案之前，我应当做完应做之事。……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我走出食堂的时候被一名护卫拍了拍肩膀，这是德斯坦·瓦伦丁，他提醒我该出塔了，本次任务将由他指导我出行。我们将要跨越一个大圈，不只是在物理层面绕过半个地球，也意味着从此改名更姓，将母语和美式生活习惯封存起来。我仍是一个哨兵，一个没有向导、依赖向导素和咖啡因保持头脑清醒的哨兵，只是我不再姓克伦肖了。为了这次行动的目的，我花了半个月让手掌的枪茧消掉，翻阅有关东欧文化常识的书籍比检查子弹卡膛还要频繁，好像我马上就要退出这个岗位，到故纸堆里忘掉令人耳鸣的一切了。
德斯坦送别时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我——如果我没认错的话——然后在我背部轻轻拍了一下。“我不会指望再见到你的。”他言简意骇地说，“但起码别被发现得太快。”这是个贴心的祝愿。
说完这话，我就混在干草堆里，被装载车运入了苏联境内，经过几番复杂的换乘，我从不曾设想的角落拿到了新的身份证件，在偶然的一望中，看到过城市边沿的苍白广阔的大海。
莫涅塔是个典型的权威至上的军事基地，就和我们那儿的塔一样。不同的是，即使严格的管理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还是会或多或少受到当地文化环境的影响。在这座重型机械构成的钢铁森林里，处处是结构分明的勃列日涅夫楼，中央有一座尖塔型建筑，先锋的气息使其格格不入，几乎要通向宇宙。面前的广场则插着红旗，墙面残留着油漆和融雪的痕迹，墙角有冻土钻出的苔藓。穿过塔的铜墙铁壁，能听见楼房生锈的栏杆摩擦过一只皮革手套，鞋跟在石板路上踩灭香烟，还有哨兵之间的琐碎抱怨，唇舌鼓动的时候仍在咀嚼一块列巴，喉管滚入了麦芽酒。这些成倍放大的噪音似乎和任何地方相差不大，但却透出一种冷寂，这正是令我捉摸不定的部分。我目前将其归因于寒冷的气候和当地人漠不关心的眼睛。
负责审核新哨兵的工作人员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撑住下巴，小小锐利的目光越过镜片扫过证件信息和我练习过无数次的俄语签名。
“叶菲姆·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
“是的。”
“你原本是个作家？”他乜了我一眼。
“是的。”我说。
他审视的目光细细地扫过我的面颊，“我指望你能多说几句，比方说，你的生平，你的家庭情况，你来这儿的原因，你如何确定能保持自己的忠诚？”
他要的那些情况在文件里都写过了。所以我只是耸了耸肩，复述一遍，让这个倘若太短便会显得不严谨的检收流程再长一些，然后补充道：“拥有哨兵资质的人到塔中效力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公民责任的一部分，尊敬的同志，我会为这个国家做我所能的一切。”
他不置可否地看了我一眼，像是已经对这类回答感到麻木，无所谓信或不信了。他撕下一页纸头给我，叫我去下一道手续的办公点。
应当记一笔的事就发生在这趟去程。经过主楼的时候，我听见外边传来一阵喧闹。这声音是从一辆装甲车传出来的。坐在那里面，被铁栏杆围成两块区域，一侧是十五个年轻人，大多数挤在前排，双手攥住栏杆，从神情上看似乎正为某件事物亢奋；另一侧只坐了一个人，这个人有银灰色的头发，正低垂着眼睛，坐在一片安静的沉默里，和栏杆对面的情况截然相反。多看了几眼后，我意识到那群年轻人的注意力究竟集中在何处——他们为之亢奋的正是那个一动不动、仿佛被捕入笼中送往马戏团的野生动物般不作抵抗的青年人。
鸽子振翅，飞到我的肩上，趾爪勾连住衬衫。我的精神向导对这幅景象很敏感。我抚摸它的背部，向周边零零散散的人打听，他们说这辆车来自诺里尔斯克。
我盯着他们，直到装甲车留下一片飞尘，消失在道路末端，才将视线收回来。
莫涅塔的向导身上存在很多谜题。向导直接影响到哨兵，在我看来是以一种温和的胁迫的力量掌控了后者。但在塔中，两者的比例是严重失衡的，看看那辆装甲车吧，十五个哨兵完全由一名向导牵动着情绪，后者甚至不需要动动手指，而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无论在美利坚还是苏维埃，情况都是如此，然而，比例失衡的突出代表——莫涅塔——在上次作战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与我们交战的哨兵看上去精神良好，全然不像长期服用向导素维持生活，令人怀疑他们是否研制出了更好的军用药物，或是存在一个堪比秘密武器的超级向导。
来到这儿的第一个星期，我没再见到那个银灰色头发的向导。他并没有出现在向导宿舍附近，倒是让我看见了本地的首席向导，那个传闻中的美国人斯蒂芬。我看到他急匆匆地往一处方向跑去，但当我尾随其后，穿过两个拐角，却再也无法看见他。再往前追就可能遭到怀疑了。但至少我了解到塔中存在普通哨兵无法探索的地方，而那名向导或许与此相关。
我在莫涅见到的第三个向导叫作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见到他时我并没有得到一个名字，这是从隔壁宿舍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那里听说的。我走进大厅，看到阿列克谢正在玩一种名为俄罗斯游戏的把戏，他把五指摊开平放到地面上，另一只手握着匕首，飞快地在指缝间剁下去，令人担忧是否下次就会剁烂他的手指。所幸眼疾手快的一番表演过后没有见血，阿列克谢仰起头，眼睛瞟了一下旁边的亚历山大·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总有人以为他和时任的书记是亲属关系），喉咙里发出一声得意的轻哼。据我观察，这两人关系一向很差，即使在哨兵任务中时常被分到一组，也免不了产生诸多摩擦。他们在静音室狭路相逢，都要避开视线坐到室内的两端，仿佛在沉默地宣誓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相较之下，我和他们的关系倒不像那么僵了。
是的，阿列克谢顶多是派他那窝心眼比螫针小的马蜂在我洗过的衬衫上留下破洞，然后矢口否认（不就是因为我的白鸽险些吃掉了马蜂吗？）。在他忿忿不平地嘟囔一些名字时，除了“斯米尔诺夫”云云，就是“柯西金”云云。当我目睹阿列克谢一如往常地灌下一大口无所谓辣不辣嗓子的伏特加时，也记住了这个和他拥有相同父姓的名字。